一種觀看的方式

  從伊斯坦堡小旅館的窗外看出去，早晨的馬爾馬拉海峽，海上一片薄霧。一陣風起，眼前岸邊船隻和高低錯落房舍，又更模糊了。唯一清晰是，上百隻海鷗盤旋時的鳴叫，從我睜開眼的那一刻起，就不曾散去。伴著此起彼落的海鷗叫聲，揉揉眼，仔細瞧瞧眼前，這片馬爾馬拉海峽。世界上最小的海，影響力卻舉足輕重。

北經博斯普魯斯海峽通黑海，南邊則是經達達尼爾海峽，連接愛琴海。古城伊斯坦堡，被馬爾馬拉海峽一分為二，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，橫跨歐亞的城市。橫跨歐亞的土耳其，前方迎向歐洲吹來，開放氣息的風，後方中東世界保守氛圍，也不斷伸出手來，將這片土地，緊緊環抱。

土耳其建國之初，為擺脫中東阿拉伯世界的紛紛擾擾。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決定，創立土耳其文、土耳其語，目的就是要和使用阿拉伯文的中東國家脫鉤。儘管土耳其超過90%人口，信仰伊斯蘭教，是虔誠的穆斯林。但從凱末爾開始就採取「政教分離」，政治和宗教戶不干涉。這和多數伊斯蘭國家，除了本身法律外，同時執行「伊斯蘭律法」的狀況，大不相同。所以走在土耳其的街頭，女人不一定要戴頭巾，甚至因為土國，是以觀光業做為最大產業，在這裡並不禁酒。各式酒水，超市商店都買的到。所以土耳其人，一直以來都以「現代穆斯林」自豪(或稱為世俗派穆斯林)，虔誠卻不受教條羈絆。

(圖示:土耳其女性不一定每個人都包頭巾)

比起部分宗教立國的國家，女性不戴頭巾出門，可能會受罰。土耳其表面上是開放、自由的，其實背後一直在運作著「另一種極端」。20世紀初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時，元首凱末爾就下令，禁止在公共場合戴頭巾，像是政府機構、法院和學校等等，就不允許戴頭巾的女性進入。像是土耳其女律師Fatma Benli，在過往即便已經擁有律師執照，精通國際法，卻無法擔任真正的律師。只因為土耳其政府，長達超過十年，禁止包頭巾的女性走進法院。就因為這項政令，Fatma Benli將近12年來，都靠父母親支付生活費用，空有高學歷、豐富知識，卻無用武之地。後來，Fatma Benli成為專門幫女性打"頭巾歧視"官司的律師。雖然不能走進法院，親自上陣打訴訟，都得靠「代理人」幫忙辯論，但Fatma Benli從不放棄，幫自己以及和她一樣，在土耳其社會裡，被歸類為「包頭巾女人」的「族群」，找到發聲管道。在她眼中，這些和她一樣被迫脫去頭巾的女人，跟她一樣都是「弱勢者」。因為在長達90年的歲月裡，不少不願脫去頭巾的女性，丟掉公家飯碗，甚至是連報考警察、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。Fatma Benli認為，不論是戴上頭巾或是脫去頭巾，都應該尊重個人意願，尊重女性身體的自主權，不論戴或脫，以「法律」強制規定，就是不尊重人權。

政治，永遠是一盤精算的絕妙好棋。

  對在土耳其掌權十多年的，總統艾爾多安  (Recep Tayyip Erdoğan)而言，光站在這歐亞交界，如此絕佳的位置，就讓他在世界角力的棋局中，佔盡上風。相對歐盟裡的窮兄弟，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等等，經濟正在向上發展中的土耳其，如果加入歐盟，就像義大利麵上頭的蘿勒葉，雖不像德、英份量夠大，說話大聲，但這片香料葉，絕對能讓歐盟，這盤已經冷掉的麵，有那麼一點起死回生的可能(況且連英國都正在思考，要不要和歐盟脫鉤)。雖然歐盟經常對外表態，土耳其人權指數過低，連續兩年蟬聯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，開放程度將影響土國，能否加入歐盟的評比。但這就像男女雙方談論嫁娶一樣，如果真不想結這場婚，各自分飛就好，又怎麼會頻頻開出條件？過去的土耳其，對歐盟有曾有過美麗幻想(必竟2005年，土耳其已經被歐盟列為「準會員國」)，但在歐盟長期推托拉後，土耳其開始和中東國家保持友好，又微妙的關係。

   2011年當隔壁鄰居敘利亞有難，土耳其開始接收大批難民。表面上看去，土耳其作為同是「穆斯林兄弟」，手足有難出手相救，贏了面子。實則是政治精算師艾爾多安，趁機跟政治宿敵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‧巴薩爾，好好清一清舊帳。翻開世界地圖，土壤接壤的兩個國家，真的很少有能夠手牽手的「好朋友」。就算彼此建交，桌面下多半也會因為，搶奪水資源、森林資源、廢棄物問題等等展開一場又一場場角力戰。當「阿拉伯之春」的風，一路從突尼西亞、埃及到利比亞，吹到一片強人政權。2011年，也在長期由阿薩德家族統治的敘利亞，造成一股革命浪潮。原本是很單純的，民眾上街示威，要求公民權利、政治改革，沒想到這朵革命之花，並沒在敘利亞的土壤上綻放芬芳，反而讓阿薩德家族神經緊繃。轉瞬之間，血腥的味道，漸漸在空氣飄散。內戰，烽火連天。

(敘利亞反政府示威)

敘利亞爆發難民潮，有能力的人想盡辦法，從砲口下逃出。敘利亞周邊國家，也紛紛打開邊境之門，接納這些飽受戰火蹂躪，身心俱疲的脆弱靈魂。但土耳其政府，盤算的不只是在世界各國面前，展現人道一面。筆者深入土敘邊境後發現，不少前反抗軍就窩居在邊城。土耳其南部的加濟安泰普(土國第六大城)，因為距離敘利亞第二大城阿勒坡，僅僅160公里。因此，「邊城」成了「難民城」，加濟安泰普甚至還有「小阿勒坡」稱號。根據一個非官方統計，加濟安泰普每10個人當中，就有1個是敘利亞人。

一月的伊斯坦堡，半夜，12點鐘。初雪來臨前幾夜，介於零度和零下，曖昧遊走的氣溫，最是磨人。

西亞繁華大城伊斯坦堡，幾乎所有人都已深深睡去。廉價旅館裡的我，正裹著看起來不怎麼乾淨，但不太想去耗費氣力去抱怨的素白被單。因為在這寒氣逼人的深夜，走下床去跟櫃檯土耳其小弟囉囉嗦嗦，最後下場多半，還是不了了之。摸摸鼻子，回到房間，再爬上床，裹住這一張不怎麼乾淨的素白被單。想到這裡，不如繼續癱軟在床上，喝兩口啤酒。

就在這似醒又夢的時候，手機鈴聲突然響起。「他要從家裡去打工了。我們可以上工囉！」電話那頭是我在土耳其當地，找的土語翻譯。掛上電話，立刻從床上跳起來，抓了外套，二話不說衝出這該死的旅館。

電話裡我們說的「他」，我要找的「他」。是一個因為戰爭，從敘利亞逃難到土耳其的年輕人，阿拉丁。20歲的阿拉丁，一個偶然機會裡,認識的朋友。

結束電話後,我和翻譯還有阿拉丁，約在市中心的街頭。跟著他一塊搭上這城裡的末班公車。目的地是哪裡?老實說，我不太知道。只是之前和他聊過，想看看他在哪裡工作?做些什麼?這些疑問就這樣帶著我，擠上了這班伊斯坦堡的深夜公車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

每當身旁友人，興高采烈聊起最夯的韓劇、台劇，

現場超過一半以上的人，都不是透過「電視」收看。

搶遙控器這檔事，似乎也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遙遠。

因為不需死守一支遙控器，"筆電""平板""手機"全部都可以提供影視娛樂內容。

「現在到底幾點？」

這是我每天，從西伯利亞火車臥鋪跳下床，碰到其他乘客時，問的第一句話。

不是睡過頭，也不是沒戴錶。全是這漫長旅程，幾乎一天轉換一個時區。把我搞的有些精神錯亂。不只人，連可以自動調整時區的智慧型手機，最後幾天都自動當機。聽起來不太浪漫，但這最真實的「西伯利亞火車症候群」。從歐洲橫跨亞洲，一趟至少七天，越8個時區。聽起來很壯闊的確很壯闊。出發前，俄國文學「安娜卡列尼娜」、電影「奇瓦哥醫生」，種種畫面浮現腦海，充滿美麗期待。但火車開動不到10分鐘，彩色泡泡立刻幻滅。

 「怎麼有股臭臭的怪味？」我問。

「啊！好像是這節車廂的廁所馬桶堵塞，壞掉了！」旁人回。

認識楊姐，是在我20歲，大三升大四的那一年。

當時我不知道，哪來的勇氣，跑到關愛之家，當年位在台大附近的辦公室。

劈頭告訴她:我想拍一部紀錄片，一部關於愛滋病友的紀錄片。(記得當時還寫了本企畫書，特地帶去。)

沒想到這一股傻勁，帶給我一段不可思議的人生旅程。

因為接下來的日子裡，不論晴天雨天，不論過年過節，我總會接到楊姐的電話：「小鴨鴨啊，我們要辦個活動，你們來拍攝一下啊」「小鴨鴨啊，那個病友過世了，我們要辦法會」

裙子長短跟收視率，有關係嗎？

女主播裙子越短，收視率不見得越高。

但短短10公分的布料，已經掀起一場又一場的筆戰。

的確，這兩年來不少電視台下令，主播換短裙上陣。

不少"資深"主播，或是腿型不太適合端出來見客的主播們，有苦難言。

喝了一口咖啡，不是很貴的那種。

但這種口腔裡的廉價感，偶爾能像一根棒子打醒我。

「嘿！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啊！」

身為一個記者，如果每天過著腳不著地的生活，如何能夠在暗巷裡，問出最貼近社會底層的訪問。

畢竟這世界，從來就不是彩色泡泡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