認識楊姐，是在我20歲，大三升大四的那一年。
當時我不知道，哪來的勇氣，跑到關愛之家，當年位在台大附近的辦公室。
劈頭告訴她:我想拍一部紀錄片，一部關於愛滋病友的紀錄片。(記得當時還寫了本企畫書，特地帶去。)
沒想到這一股傻勁，帶給我一段不可思議的人生旅程。
因為接下來的日子裡，不論晴天雨天，不論過年過節，我總會接到楊姐的電話：「小鴨鴨啊，我們要辦個活動，你們來拍攝一下啊」「小鴨鴨啊，那個病友過世了，我們要辦法會」
整整一年，我和另外三個夥伴的生活，和關愛之家緊緊連繫。
拍攝者，和被攝者的角色，卻因為楊姐的熱情和那大大的擁抱，模糊了我們之中的那條線。
有天揚姐說，她要去河南愛滋村，看那邊村民集體因為賣血，感染愛滋的狀況。
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，我為什麼脫口而出，「好,我陪你去」
就這樣在傻呼呼的20歲，拿著一台小DV，踏入當時連台灣媒體，都沒人進入過的愛滋村。
十多年前的河南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，空氣裡死絕的氣息。
那消息被封死的城。
一堆堆亂葬崗，躺的是因為賣血感染愛滋死亡的屍。
一張張無助的臉龐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下一個就是他。
「怕嗎」如果你問我。
「如果到過那，你就會知道，活著卻連國家都不想救你，比死還可怕」我想我會這麼回答。
後來，我們還去了北京，和當時已被有關單位"監控"的醫學教授高耀潔碰面。
本來我還不知道這位老奶奶是誰，回到台灣才知道，她是第一個揭發河南愛滋狀況的醫生。
但也因此，被中共盯上。前幾年聽說高奶奶，逃亡到美國，但也因為與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抗，家人早已天涯四散。
楊姐呢，還是一直在台灣這片土地上，收容愛滋病友、愛滋寶寶。
每隔幾年，當我工作很疲累、很沮喪的時候，就會去看看她，看看小朋友。
當然每次去，我都得先打電話給她「你們又到哪流浪了啊」。
因為沒有人，願意住家旁邊就是愛滋收容所。
這十幾年來，楊姐總是帶著一票孩子、老人，過著城市遊牧的生活。
安頓沒幾月，可能又得面臨鄰居抗議，被迫搬遷的命運。
無奈的是，十多年過去，我還是沒有看到我們的政府，對愛滋收容有什麼具體政策。
智慧沒增長，社會局的官威倒是不小。
愛滋病友的流浪者之歌，何時終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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